50年前，我在卾西北的第二汽车制造厂工作，主要负责后勤工作。那时候，我经常驾驶卡车外出运货，偶尔会在外地住宿。与卡车司机们一起度过的日子，充满了许多趣事和笑话全国炒股配资，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。
1970年代，长途客车还不普及，每条线路大多只有一天一班。很多山区的人们，日常出行需要走上三五十里路。偶尔遇到有卡车经过，山里人会招手求搭一程。虽然大多数卡车都会飞驰而过，但也不乏好心司机愿意停车接载。司机们停下车，常常是因为路人背负的东西太重，或者有些年轻女性上车时坐在副驾驶位置，司机和她们闲聊，开车时也感觉不那么单调。搭车的时间通常不会太长，一小时左右，大家彼此也不会有太多逾矩的行为。女孩们下车时，总会感谢司机，回头致礼，互道别，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。
记得有一次，我带着提货单，开着解放牌卡车去丹江口火车站拉煤，司机是周师傅。离开十堰，经过六里坪时，我们前方200米处看到一个大长辫子摇摆的女子。她背着天蓝色的布包，穿着粉红色上衣和黑色裤子，身材高挑，步伐轻盈。周师傅瞥了我一眼，转头对我说道：“带上！”他的语气听起来像是问句，但实际上似乎早已决定。
展开剩余74%我们慢慢减速，车速降到5公里时，周师傅按响了喇叭，女子转过身来，停下来招手。原本我以为周师傅会立即靠右停车，没想到，他突然一打方向盘，车子轰隆一声冲了过去，迅速越过了那位女子。
我好奇地问他怎么回事，周师傅却笑着说：“她左腮上有一块黑痣，正好对着我，那个...”我忍不住笑了，“那要是右腮呢？”司机的“潜规则”是，年轻女性上车后，应该坐在中间位置，司机只能靠右边坐，否则就是“傻瓜”了。
1972年春天，我带车去邻省西部运回芦蓆。当时，二汽刚起步，条件相当艰苦，资源非常匮乏。我们提倡学习“大庆干打垒精神”，二汽则有自己的“芦蓆棚精神”。那天，装完两车芦蓆，已经是下午四点。如果不赶路，就得浪费时间。我们决定上路，看看走到哪儿再找地方住宿。
六点半，天色渐晚，我们决定在一个小镇的旅馆住下。那里的饭菜物美价廉，青椒炒肉味道好，肉多，一盘才两元钱。我们还吃了炒鸡蛋和菜叶汤，每碗汤只要2角5分钱。吃完后，我们回到包房准备休息。
这时，我注意到两个司机仰头扫视房间。他们一圈圈扫视，却什么都没选中。我感到很奇怪，问他们在找什么。原来，他们在找房间里的钉子——用来挂衣服的钩子。他们告诉我，很多这种小旅馆的床上有虱子。曾有司机把虱子带回家，闹得不堪其扰。于是，我们决定把衣服吊起来，以防被虱子侵袭。
我们从车上取下一根捆绑芦蓆的绳子，拿出锤子和钉子，在门框和窗框上各钉了一个钉子，将绳子两端绑好。然后，我按照他们的方法，把衣裤袜子用腰带捆住，挂在绳子上。结果，三个吊着衣物的“奇形怪状”挂件在空中晃来晃去，场面非常滑稽。
睡觉时，我们关了灯准备休息。突然，两位司机严肃地看着我：“坏事了！快起来！”我被吓了一跳，赶紧爬起来，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。然后，他们一边示范，一边把短裤脱掉挂在绳子上。他们俩一丝不挂，我也赶紧模仿，但脱下短裤时，我还小心翼翼地摸索着，生怕“特务”偷袭。好在一切安然无事。
第二天早上，其中一位司机换到了之前的空床，他告诉我，半夜时被虱子咬醒了，赶紧换了床。这个经历让我更加小心，学着他们的动作，用手检查自己的衣物，确保没有“意外”发生。
这个经历让我不禁想到，50年后，我们对新冠病毒的防控意识，似乎也有些相似。那时候我们虽然没有“过度防控”，但对于潜在的风险，我们早就有了警觉和预防的意识。
司机小黄原是汽车兵，复员后到了二汽开卡车。他家住在谷城，离武当山不远，每次路过他家时，他都会顺便回家看看父母。厂里领导也都理解他。
有一次，他刚度完蜜月，我带着他的车去襄阳运水泥。回程时，我们停在他家吃了午饭。下午两点再启程，天黑时顺利回到了十堰。卡车出发时，小黄的新娘在路边依依不舍地招手。
然而，行驶到一个三岔路口时，车子突然脱档了。经检查，是换档拨叉坏了。幸好离他家只有3公里，于是我们把车上的水泥盖好，步行回到他家。我们联系厂里，后勤科长答应尽快给我们送配件。小黄还雇了一个熟人守在车旁看车守夜。
那一夜，我在县招待所住宿，躺在床上想着，心里不禁暗笑：小黄是不是故意的？这拨叉坏得正好在他家附近，真是巧得让人怀疑。不过第二天，修理工老吕带来了拨叉，并开始替换。当他开始讲解拨叉损坏的原因时，口中充满了调侃和粗俗的语言，让我忍不住笑了出来。
一年后，小黄的爱人也调到二汽，还是做会计。司机们开玩笑地说，往后坏拨叉的“计划”该换个地方了全国炒股配资，坏的时间和地点总是刚好和回家的路程吻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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